3月22日，茹刚和他的女朋友慧慧度过了难熬的一天，当天傍晚，他们下定决心和中介签订了购房意向，尽管眼下房地产市场“降”声四起，但亲身经历了去年北京房价那轮“疯涨”的茹刚，已经不再奢望一个笃定的合适时机，他不能再等了。
“跟两家父母商量了很久，我俩自己所有同学朋友的电话也几乎都打了一遍，算是凑够了钱。”200多万元的首付，1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茹刚和慧慧终于在北京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然而，这套房子已经掏空了茹刚和慧慧父母的所有积蓄，他们两人在接下来29年里，面临着月供9000元的还款压力，“这不是什么美好生活的开始，相反以后可能会更艰难”。
4个月看了上百套房，茹刚看“病”了
2012年，茹刚和慧慧从北京大学毕业，两人都是研究生学历，毕业后在北京顺利找到了工作，拿到了北京户口。毕业后的一年时间里，茹刚和慧慧并没有考虑过买房的事情，直到一次同学聚会，“那时北京的房价正在疯涨，我朋友在那之前咬牙买了一套300万元的房子，两三个月内涨了好几十万元。聚会的时候，我那朋友就跟大难不死一样，都开始拜佛信教了。虽然有点夸张，但对我触动确实太大了。”
2013年6月，茹刚和慧慧开始了“看房”旅程。起初，两人并没有认真地操心过买房的问题，“我们工作稳定，收入也还行，一直觉得买一个偏一点的、小一点的、旧一点的，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看房的深入，动辄几百万“而且又破又小”的房子，申请办理贷款的困难，名目繁多的税费……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摆在眼前，茹刚开始感觉到买房的重压了。
到了2013年秋天，北京楼市再次火爆，各种“日光”让茹刚加快了看房的步伐。在慧慧的微信里，有这样一条朋友圈信息：“不在看房，就在看房的路上”，下面有一条茹刚的留言，“我正走在成为职业看房师的路上”。“去年底到今年初，4个月里看了上百套房子，除了上班，就是看房。四惠、潘家园、朝阳门、建国门、百子湾，甚至管庄、草房，我们基本上看了个遍。”
有段时间，茹刚甚至觉得自己看房看出“病”了，他自己称之为“好房源免疫缺乏综合症”，“每看到一个好房子，我就想当晚就住在里面”。有时，慧慧想休息，而茹刚坚持要看房，慧慧便拉着茹刚去建国门、朝阳门附近，专挑贵的看。慧慧说，看房看出的毛病，还得通过看房来治，“上千万的价格，不信‘治’不好他”。
老家卖了3套房，两家掏空了
茹刚和慧慧的父母都是普通职工。茹刚的父母从农村出来，辛苦大半辈子在城市里买了一套房，还没等到攒够装修钱，就卖掉给儿子凑首付。慧慧的父母一直在投资房产，靠着早些年“以房养房”在老家盘出了两套房子，这次为了给女儿凑首付，老两口把两套房子全卖掉，把家搬回到上世纪80年代住的筒子楼。
今年春节回家，茹刚的父亲带着他挨家挨户地向亲戚借钱。在北京工作的茹刚一直是长辈心目中“优秀”的代表，“如今却要大过年的跑别人家里借钱”，茹刚始终开不了口。每次等父亲开口借钱之后，茹刚羞愧又自责，“养我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
茹刚觉得，自从与家里商量买房问题以来，父母和自己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家里条件有限，但父母总觉得养儿子就得给他准备套房子，而我总觉得要他们拿钱有悖人伦。”家人间这种心照不宣的亏欠感让茹刚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茹刚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内心的纠结，还有慧慧。“她从小就很优秀，属于那种没让父母操过心的乖女儿，比我还要强。”茹刚说，“每次我们两人给家里打完电话，房间里的气氛就很凝重。我做不了别的，只能故作轻松。”
“革命战友”般的爱情
茹刚说，很多年轻人在买房装修过程中吵架甚至感情出现裂痕，但他和慧慧却从没吵过闹过，反而建立起了一种更坚固的“革命战友”般的情谊。
除了房产中介和银行以外，日常的生活成了茹刚和慧慧最重要的“革命对象”。在半年多的看房过程中，“为了省钱，能坐公交不坐地铁，出门前把水杯灌满，看完房回家做饭”。潜移默化中，两人的消费口径发生了默契的转变，“算了算了，太贵了”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茹刚做过统计，从去年6月开始看房起，他和慧慧开销超过100元的约会次数不到13次。
今年3月发布的《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北京青年人才中仅有23.5%的人居住自有住房，90.2%的人在购置房产时选择从父辈家庭寻求支持。
对于一大半在北京租房生活的青年而言，茹刚和慧慧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稳定、自由、归属感给予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幻想，然而，这堵水泥墙圈起来的空间也限制了他们未来生活的更多可能。茹刚，这个即将从独立生活过渡到家庭生活的青年人，第一次坦然面对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我没什么梦想，把日子过好，简简单单就好”。茹刚向记者强调，这不是妥协，是成熟。（记者 北梦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