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刚刚落脚北京的北漂来说，想和其他人一起租房子恐怕会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首都综治办联合其他部门，将会着手重点治理“违法群租房”。市住建委给出的理由，是由于目前85%的群租房是中介的谋利所为。言下之意，治理群租房是为了维护租房者的福利。
不仅是在北京，其他大城市也都有限制群租房的政策，比如天津、上海、南京等等。除了打击“黑中介”，具体的限制政策也早已有之。比如在2010年，北京法制办曾草拟出台了一份规定，限制出租住房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10平米，而苏州市在2010年的相关规定则为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12平米。这样的思路，就好比为了能让人们吃的好，就规定了人们不能吃树皮而只能吃肉粥，于是也就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此类福利政策只能是缘木求鱼。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随着房价的攀升，群租房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2012年，北京市住建委对出租住房的10平米限制已经降低到每人不得低于5平米，这也就表明之前的规定已被突破。人为的规定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一厢情愿。那么，为什么群租房越来越多，群租面积越来越小？道理再简单不过，市场需求使然。
在大城市打拼的低收入层若能够负担宽敞的房间，谁也不会选择不方便又不安全的群租房，这也就是说，群租房的出现首先是出于需求而并非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打击群租房，不仅造成一部分中介和房主不得不违约驱逐房客，还会更进一步减少了供给，从而会导致房租上涨，最后使得低收入人群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更高，这与政策实施的初衷恰恰相反。
或者，限制低收入群体的进入也许正是大城市打击群租房的最终目的。大城市当中的低收入群体聚居地往往又脏又乱，治安较差，站在管理部门的角度看，的确存在治理困难。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用简单粗暴的“不许进入”政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事情的另外一方面则更令人深思，打击群租房是以打击中介谋利的名目出现的，正如北京住建委所说，85%的群租房来源于中介谋利。这样，便有一部分公众，甚至租房的人也站在了支持打击群租房的一方。可是，谋利是生意人的天性和本职，房产中介更是如此，很难相信只有85%的群租房是出于谋利，而其余的15%是为了慈善或者公益。
房产中介们也不愿意背黑锅，“为了谋利”而供给群租房的他们便高调配合管理政策。在北京综治办关于整治群租房的会议后，100多家房产中介就联合签署了承诺书，保证会整改群租房问题。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每个人都表明了自己流着的是道德的血液。
可是，中介组织的出现本身是市场扩大的产物，超市、传媒、电子商务等等交易中介降低的是交易的成本，增加的是社会的财富。目前房产中介市场的问题不是由于他们“黑心”，而在于这个市场的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主要表现在中介们对房源的激烈争夺，使得一部分本不想通过中介交易的房东和房客无法搜寻到对方。而群租房的出现与房产中介的恶性竞争并没有直接关联。
那么，该如何解决群租房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应该相信市场本身的力量。一方面是要让市场真正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将资源集中到少数大城市。另一方面对出现的群租房要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这样房东和房客才有激励维护自己的生活环境，也能增加市场对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服务供给，而不是相反的去打击取缔。
现实当中的好例子也有，比如台湾繁荣的夜市并没有因为管理上的困难而取消，夜市里的小摊贩们有自己的组织维持卫生和管理，用以换得政府的不干涉。再比如日本兴起的“胶囊旅馆”，三五平米的小屋子也一样可以经营得有声有色。
当然，打击群租房，规定出租房的人均面积，这样的政策只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无数政策当中微小的一种。但是，人们如何对待这些政策的态度则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当人们有了宁可打击福利房，也要反对打击群租房的勇气时，我们就真有了一个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