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典型的就是2008年经济开始整体降温时，前几年积累下来的政策的时滞效应也同时起作用，房地产交易降至冰点。为此政府出台了史无前例的房地产刺激政策，诸如房贷利率7折、首付2成，致使2009年11月房价增幅同比高达15%。这一轮房价上涨的过程中，京沪等地的房价涨幅超过100%的区域比比皆是。
到2010年时，房价过高已然成为社会的焦点议题，为了抑制房价，行政干预开始全面介入房地产市场，史上最严厉的“新国十条”出台，限制异地购房(限购令)等极端手段出现，涵盖土地供给、信贷、税收、保障房等各方面的住房差别化调控体系逐渐形成。这构成了现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框架。
房地产调控之难在其属性的多元。在政府眼里，它是经济的支柱行业、拉动GDP的利器，房价越高，GDP增速越快、财政收入越高，重要性自不待言。在老百姓眼里，城市里(尤其是大城市)资源太多，有就业，有公共服务，好大学、好医院、体育场、游乐园，还有品类繁多的娱乐生活，买房子买的是公共服务、买的是消费升级。拥有住房是一个人要城市化的副产物，房价要与绝大多数人的支付能力挂钩。房价高意味着他们可能无法在城里立足。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属性，使得房地产调控在宏观调控与社会稳定两者不断地游离，以此构成近十年以来的调控政策框架。房地产也始终摆不脱宏观调控的要求和居民对房价高的指责，既要服从经济周期的大局，也要回应购房刚需的指责。这种扭曲的决策目标，也诞生了奇葩的政策——限购令。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就之一就是全国统一市场初步成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的流动，商品的买卖不再受到约束。但限购令使得户籍这种已经式微的落后社会管理工具，重新回到舞台，越来越强化。各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社保缴费年限、居住证、户籍等又被广泛应用到车辆上牌、落户、子女入学等领域。这是重大的历史倒退，严重制约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商品自由买卖以及全国统一市场的完善。“限购令”的推行中，各部委与地方政府大量违反《行政许可法》等上位法，也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重大倒退。
毫无疑问，不管房价是否进入下行通道，限购令这类行政直接干预市场的政策都应该立即退出市场。行政干预从来就无法解决价格的涨与跌，即使在表面上抑制了房价，也是有巨大的社会成本作为代价的，例如买不了房子的外地单身男女，买不了第二套房的富裕家庭。限购令之所以可以生效、抑制了价格，是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这有违公平，与三十年的改革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
但包括中央政府在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分类调控被确立为未来楼市调控的主基调，继续维持“限购令”在调控中的使用，仍然坚持认为政府可以控制房价。然而，过去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从来就无法控制住房价，还会因为政策的时滞效应，顺周期扩大房价波动的幅度。2014年的房地产的颓势并不是限购令起作用了，而是经济增长下行，房地产市场的供大于求导致的。
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做的是顺应市场，全面退出限购令，撤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这也并不意味着未来房地产市场下行时，政府要救市。很显然，即使政府可以救市成功，那也只是2008年的翻版，我们能否承受的了房价再上涨100%?世界上没有不跌的房价，一地的房地产市场，涨与跌反映的当地经济总量、公共服务等综合实力，下跌意味着城市综合实力在下降，政府要做的是拉动就业、改善公共服务。眼睛光看着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老想着控制房价，实属舍本逐末，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