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反腐、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为了财政增收，这些诉求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咱们的政策制定，还是公众对政策的期待，恐怕都需要走出那种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回归到价值理性层面来思考问题。
其实，上述问题还不是房地产税征收不可逾越的障碍，更重要的在于，这一新税种自身面临的法理依据问题。
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实施。那么，在不动产登记政策落地之后，房地产税会不会迅速跟进，特别是在今年两会上，能否取得立法上的突破，也就成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关于房地产税，力主推动的声音不小。首先，近年来，房婶、房叔类新闻层出不穷，落马官员拥有多套房产的消息牵动公众神经，公共舆论中存在一种普遍的期待，认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其作用不仅有利于平抑房价，也为财产税的推进铺好了路，依据不动产数量，开征一定的财产税，既有缩小贫富差距、抑制过度消费泡沫和过多占用土地资源的作用，同时还能为财政增加收入。
其次，作为利益相关方，财政、税务部门对房产税征收也非常关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最新《求是》杂志撰文列出了税收改革的清单，透露税收改革的几大方向。对于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楼继伟表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使房地产税逐步成为地方财政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
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呢?媒体2月份曾报道，目前，多个城市已面临“无地可用”局面。深圳发布的“珠三角全域规划”报告显示，在珠三角城市国土开发强度上，深圳以接近50%位居四个一线城市之首，远超30%的国际警戒线，而广州也已逼近红线。此外，北京以全市土地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为21.3%，若以可开发的平原地区计，则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达到了57%。再加上楼市存量积压、税改等问题，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的话说，“由于"营改增"之后，营业税没有了，地方的独立税种消失，地方财政失去了一个保障性来源，在种种因素作用下，对房地产税的改革，地方政府可谓动力十足。”
当然，房地产税征收不仅包括详细了解每个人究竟拥有多少房产，还需要更为复杂的是税制设计。比如，房地产税税率定多少?是对存量房还是增量房或者所有房屋都征房产税?如何保障居民基本住房诉求，按套征收还是按平方米征收更合理……种种问题牵一发动全身，需要全面考量。正因如此，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表示，房地产税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推进，但很难确定出台的时间，这涉及很多技术性问题，比如不动产登记、房产评估制度、房产纠纷的救济制度、官员财产申报、预算公开完善等。
一篇题为《房地产税加征须慎行》的评论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文章说，中国内地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是从香港借鉴而来。因香港地区需归还中国，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政府不能转让土地所有权，所以在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时，创造性地发明了土地批租制度。即政府通过招标、协议、拍卖等形式，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并一次性收取整个合同期间的租金。所谓“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就是租期内土地租金的一次性提前给付。而从法律伦理来说，租与税不应同时存在。那么，在当前的土地产权框架下，或者取消房地产税，政府只收取地租(土地出让金);或者政府不收取地租(土地出让金)，只征收房地产税。对于后者，就必然涉及到产权安排的改变。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
税务学院教授胡洪曙所言：“要使房地产成为完整的征税对象，并且使国家找到符合经济学逻辑的真正的纳税人，房屋和土地的产权归属必须一体化。”
不少人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如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将房地产税形象地称为“两头收”：“假如我们没有土地出让金这一说，那么我们应该所有的房子都收房产税或者物业税。但是我们前面收了出让金，后面再收物业税，两头收的话就过分了”。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也曾提出，房产税征收绕不开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这一前提，现有条件下出台房产税等于重复征收。
另外，征收财产税还需要一个基本前提，你征税的对象是一个产权意义上“完整的财产”。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咱们的房产，不只存在房、地产权的分离，还面临一个使用期限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呼吁，“为了更好贯彻房地产税制度，当务之急是需将商业住宅类(从目前的40年)调整为70年，同时逐步取消70年土地使用年限，也就是说，最好在2017年以前，全国所有土地种类均是70年使用年限，只有这样才可能在2017年(十九大)上的房地产税制度做政策性铺垫。”
种种迹象都表明，不动产登记后，房地产税恐怕难以跟进，至少短期内如此。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对于已经落地的不动产登记，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曾发文感慨，“动辄把不动产登记与反腐、土地财政相连，把反腐、保护合法财产、改变地方财政来源的重任强压在不动产登记头上，实在是不切实际的期盼。”我觉得，这个观点，在房地产税问题上可能同样适用。
为了推动反腐、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为了财政增收，这些诉求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咱们的政策制定，还是公众对政策的期待，恐怕都需要走出那种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回归到价值理性层面来思考问题。就如3月2日一篇《勿以工具思维看待不动产登记》文章中说的，虽然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更趋透明化，可以在客观上促进反腐败工作，但反腐败主要是一个公法领域的问题，而不动产登记是私法领域的问题，二者的功能不能混同。不动产登记的完善和统一在客观上当然也有利于房地产税的铺开，但房地产税问题应该放在健全“不动产物权法律体系”的大框架下来理解，而且要符合产权改革、财税改革总体的思路与顶层设计，不可能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