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的变迁
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一方面害怕孤独，另一方面也更害怕曝露隐私；一方面想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又更想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二十几年前，中国人的住房条件都不好，一家在三代人住一间房的事情都屡见不鲜。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人们想有自己独立空间的愿望只能是一个梦想。前几天我在杂志上看到武汉作家池莉的一篇回忆录《一颗自己的心》，文章描述的是她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她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时，如何想拥有自己房间的经历，充分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读起来很有意思。以下摘录一部分，可能有点长，但如果删减太多，恐怕也不足以表达对原作的尊重。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她的感想一进入中国，立刻就俘虏和震撼了我。她的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子”的观点，对于我的威力，几乎相当于当年的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人民。一场思想革命，在我的灵魂深处爆发：是啊，姑娘，你苦苦奋斗了，你把自己从出身论中提拔出来了，你获得了终身有饭吃的职业了，但是，姑娘，作为女性，你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吗？没有！国家不给你，政府不给你，社会不给你，单位不给你，任何人都不肯给你！”
“中国的住房制度是以男性为主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如果没有男人娶她，她就得一辈子在集体宿舍当众换内衣内裤！这是多么残忍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尽管我从小就渴望拥有自己的房间，但这种希望仅仅只是作为美梦存在，仅供幻想，而对于未婚者居住集体宿舍，我从来以为这就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
“……我的书看不下去了，我的笔也写不下去了。我狂热的行动起来，用各种理由，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方方面面的朋友，为的就是寻求一间单独的住房，……一个年轻姑娘单独居住，总是引起邻居的高度怀疑和警惕，他们的检举揭发，不仅惊动了单位，甚至连警方都被惊动了。我唯有落荒而逃。返回集体宿舍之后，姑娘们个个视我为异类，我是愈发不能待下去。一个女子往哪儿走呢？唯有婚姻这一条小路了。”
“……从表面上看，我当年的婚姻还是出于爱情，……不过有一点我始终非常清楚，这就是：我一定要尽快逃离集体宿舍！我需要一间自己的房！尽管婚姻是两个人的房间，不完全符合伍尔芙思想，但是在中国只能这样退而求其次了。”
“……因为是一个男人用他的房间娶了我，很自然地，崭新的宽大的书桌属于男人，我则很知趣的在床沿上安营扎寨。一只小板凳，一方床沿，稿纸下面垫一块木板，四周安安静静无人打搅，我觉得幸福备至，文思泉涌，小说就一篇一篇的写出来了……。”（以上引号部分摘自池莉《一颗自己的心》）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解决住房问题只能靠政府、靠单位、甚至靠婚姻，而现在，唯有靠市场。当市场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住房商品逐渐丰富起来、人们的收入逐渐多了起来的时候，埋藏在人们心中“一间房”的梦想被唤醒，住房条件差的多年历史欠帐被总清算，消费者购买力的总爆发！当这三样东西迭加在一起时，房价怎么可能不涨！
虽然现在的社会已经开放了许多，但社会对于租房者的偏见和歧视并没有消除，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较为含蓄形式罢了。现在的租房者不仅要办暂住证，邻居、居委会的大妈、派出所的民警都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你，仿佛租房者都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没有固定住所人，就会被认为是不可靠、负不起责任的人。没有房子，就成了“居无定所”的人；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租房者等字词，都成了不友好的、甚至是带有贬意的名词。租房者几乎被社会所边缘化。因此，有房与无房，就成了社会地位和公民身份的分水岭。在这种世俗标准的压力之下，在房改、房贴政策的诱导下，在开发商各种促销广告的鼓动下，国人争相节衣缩食，甚至不惜借贷、按揭，纷纷住上了“产权”属于自己的房。
于是乎，全体中国人就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是已经成为房奴的；第二类是即将成为房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