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1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显示，截至今年6月17日，去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出现的违规骗取保障房和租赁补贴，违规出售代建保障房，违规占用保障房用地和挪用保障房资金等问题，大都得到了解决。
跟踪审计督促无疑是一个相对现实的纠错机制。不过，单纯以审计督促的纠错成本相对较高，也很难治本，因为这本身是一种事后发现机制。如最近多个省份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多地出现了保障性住房“空巢”化问题，其中山东、广东、云南和海南等地“空巢”规模，分别达1.29万套、1.15万套、2.3万套和9000多套。
其实，不论是10.84万户违规享受保障房福利，57.99亿元保障房专项基金被挪用，还是多地保障房 “空巢化”，都是典型的公地悲剧。要有效舒缓这种公地悲剧，亟须构建一个激励相容的说真话机制，促使利益各方把说真话作为自利最大化的选择。
保障房等公共服务一般由几大权力节点构成：保障房供给权，分配权，分配程序的监督权，以及对分配资格和标准的决定权等。因而，若在保障房的资源配置端上，促进公权秩序化、制度化，压缩其自由裁量空间，把分配资格和标准制定权、过程监督权和公共资源配置权，分别独立交付给民政、监察和住建等部门，形成相互监督、牵制的权力可追溯机制，同时对违规官员和申请人设定严格的惩罚机制，如发现官员违规作弊将以诉诸刑法，发现申请人说假话将记入个人信用档案，增加其市场交易成本等，将抬高申请人说假话和监管被俘获的成本。
同时，保障房可采取考虑单一的公共廉租房体系，实行以货币补贴为主的新兴保障房供给体系，以降低保障房的寻租空间和套利收益。相比以售为主的经适房和双限房与商品房存在较大的价差空间，而使说假话的骗保能获取较高收益。以地方政府和国企新建为主的保障房供给体系，在当前经济下行导致地方财力不济下，很难在地方政府层面产生有效的激励相容性，进而不仅导致大量存量财政资源闲置，使部分财力紧俏的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挪用保障房项目资金，而且为降低保障房成本，许多地方政府把保障房项目选在生活配套设施不齐全的郊区，导致保障房“空巢化”与浪费。
若实行以租代售，货币补贴和向市场租赁存量房等形式，那么用于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将可以解决更多低收入群体的安居需求，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有效盘活存量财政资源。同时，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房租等货币补贴，允许其在市场自主选择住房租赁，或者政府直接向市场购买租房服务，不仅可避免保障房项目变成中低收入集中居住的另类“贫民窟”，而且将使保障房体系内生性地嫁接市场机制，避免套利。
总而言之，既需构建权力制衡的公权服务体系，避免监管被俘获和降低行政执行成本，同时更需使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有效耦合，内衔市场激励相容性，以秩序规范权利，以权利制衡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