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在三四线城市面临较大库存压力，政府极力去库存之际，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却量价齐升，甚至出现了一些非理性过热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2月，以存量房交易为主的北京、上海、深圳二手房同比分别上涨27.7%、20.3%和54.2%。环比涨幅则分别为3.2%、5.3%和3.3%，呈加速上涨趋势。房价之所以上涨，除了信贷宽松下资金涌入、一线城市供需矛盾较大且需求集中释放、投资性需求抬头等原因外，首付贷等场外杠杆资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背景下，3月25日，上海和深圳先后对原有限购政策进行了加强。其中上海规定非户籍居民家庭须连续缴纳满5年及以上社保才具备购买一套房的资格，其严格程度超越北京。
在一线城市房价非理性过热，且一些投资性需求开始出现之际，政府果断出台调控政策，乃顺势应时之举，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然而，加强限购总体来说采取的还是抑制需求模式，短期来看，直接有效。但在当前一线城市需求大供给少(2016年1月，上海商品住宅消化周期仅3.7个月)、信贷宽松与资产配置荒并行的背景下，欲有效抑制一线城市房价过热现象，还需建立长效机制。
首先，从产生一线城市上涨而三四线库存压力较大现象的根本原因来看，是一线城市资源、技术和就业机会集中，引发人才持续流入。因此，在保证一线城市核心竞争力和优势产业的背景下，制定有序的城市产业转移政策，应鼓励一线城市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周边卫星城或中小城市，在周边卫星城、中小城市建设一批产城融合的示范区，以实现城市职能转移和结构格局优化的目标。
当然，在转移城市职能之际，难免出现卫星城、周边中小城市对于企业和人员吸引力不够，以及一些机构迁移意愿不足的情况。这就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整体设计，并加大优惠条件吸引企业入驻与人员流入，以及加强执行力度。
其次，坚持以居住为原则发展房地产市场，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住房供应体系。比如，对于一些有实际住房需求但缺乏购房资格以及有购房困难的常住人口，需要增加公共租赁住房，逐步解决其住房困难问题。此外，推进共有产权模式之类的保障房和廉租住房建设，多渠道筹措人才公寓住房，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单位自建人才公寓(单位租赁房)，向职工出租，也有利于解决部分住房需求。
此外，本轮一线城市房价非理性上涨，互联网平台、房产中介推出的首付贷等场外配资业务，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应彻底清理无金融业务牌照企业从事涉房信贷业务，杜绝场外配资进入房地产行业，以抑制房价炒作和过热。
除了需求端发力外，多渠道增加住宅供应也是可取之策。如通过增加居住用地供应、盘活闲置土地、加大城市更新和棚户区改造力度，以及提高住宅用地的中小套型比例，从供给侧加快住房有效供应，平衡供求关系。当然，在一线城市“大城市病”频发的当下，加大住宅土地供应需通盘考虑可能会对城市发展均衡和公共设施配套带来影响。
总之，一个城市能否保持长久的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影响甚大，一线城市作为国家改革转型的重镇，尤其需要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康有序。应对当前的过热现象，加强限购是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多措并举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也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