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推算一下“带房进城”的新市民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城镇的常住人口由52376万人增加到71182万人（十年间城镇人口总共增加了18806万人）。以这十年全国城镇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5.5%来计算（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以后的十年全国人口增长5.84%，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严格的城市人口增长率相对低一些），这就意味着除了原有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了2880.68万人以外，全国城镇新增的1.88亿人口中，有近1.6亿人（15925.32万人）是从新增进城的人口。而在这些“新市民”中，按照常识推算，由城区扩大而“带房入城”的，一般也只能占到其中的四分之一，也就是4000万人左右。按照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计算，他们所“带进城市”的住房总的面积，也就是12亿平方米左右。
但是，在这“大拆大建”的十年间，全国城镇原有的存量住房和新划入城区的原有农民住房被拆迁的更多。根据业内各种推算，取保守的数据，在全国城镇老城区改造中，每年被拆迁的住房面积不少于2亿平方米，十年下来就是20亿平方米；再加上刚划入城区的原有农民住房改造，以三分之一被拆迁计算（4亿平方米），全国城镇十年被拆迁的住房总面积，加起来应不少于24亿平方米。
综合以上各方因素，不难得出，全国城镇实际总的住房面积，应该是在十年前原有的基数上，加上新增的住房竣工面积；再加上新划入城区的原先农民带房入城的面积，再减去因拆迁等因素而减少的城镇住房面积。综合计算下来，全国城镇到去年底实有的住房面积，应该在131.49亿平方米左右。这和全国城镇人均32.9平方米所需要达到的234.2亿平方米面积，整整相差有100多亿平方米之巨。
有了全国城镇实际的131.49亿平方米住房面积，再除以全国城镇现有的7.12亿常住人口，不难得出：全国城镇真实的人均住房面积，应该在18.47平方米左右，不可能超过20平方米。
无情多少数据和残酷的现实真相都明明白白表明，经过十年的“二次房改”，尽管中国的房地产业看似红红火火，但既没适应、也没满足公众的需求，更远远落后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中国城镇的人均住房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比十年前朱镕基时代的人均水平大幅下降。
2003年朱镕基前总理所做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时，专门谈到了城镇居民的住房水平。他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97年的17.8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近22平方米”。
而十年后的今天，全国城镇居民的实际人均住房面积，不均没有增长，反而从十年前的近22平方米，大幅下滑到连18.5平方米都不到。下滑的幅度之大，到了难以让人想象的地步。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的大幅下降，除了因为这十年中国所面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出现历史性的突变）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十年中，中国推行了一条错误的住房政策所致。
其实，如果我们在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上不走“邪路”，这十年应该是中国住宅产业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应忽缺“黄金时期”。
根据世界各国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国际惯例”及发展规律，国际上通常认为有两个住房发展的高峰期。第一，在一个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5平方米（户均约100平方米）之前，国民对住房的需求将保持旺盛的态势，该国的房地产及住宅产业将会有一个持续的高速发展；第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3000美元的区间时，该国也会爆发出普通居民纷纷改善住房、住房发展进入突飞猛进的高峰期。应该说，这十年中国正好迈入了这两个住房发展高峰期的双重作用的共同区间。
不受政府住房和房地产政策直接影响的中国农村，这十年住房水平的发展，也印证了这点。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6.5平方米，到了2011年提高了近10个平方米，达到36.2平方米。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住房政策，就会导致什么样的房地产市场和居民的住房水平。
其实，关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住建部和原建设部在统计上“注水”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提出。自2006年以来，笔者就在国内外的“主流媒体”和国内主要网站上发表过相关文章，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住建部（原建设部）除了以“不和谐安定”之名，通过行政渠道向相关媒体施压外，既不敢正视这方面的错误，更没有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所谓“说明”和“纠偏”。
